高质量发展，是今年两会上最具热度的话题之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是经济强国的根基。
实现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应如何突围？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如何继续发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如何为实体经济减税降费？围绕上述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们展开热烈讨论，积极建言献策。
如何振兴实体经济
振兴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度为实体经济“提气鼓劲”，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全国政协委员们在为政府工作报告“点赞”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振兴实体经济，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红在政协经济界别讨论会上表示，从招商局多年经营经验的角度出发，要做强做好实体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要重视。
一是优化发展理念，要从原来的“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追求质量、追求效益”。他说，招商局自2014年以来也强调了这种导向，对下属二级企业，从原来考核收入、规模增长等指标，调整为考核净资产回报率等指标。“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每年有实质性提高。”李建红称。
二是努力做强主业，不断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李建红表示，具体而言，一方面对同质化竞争、同业化竞争的企业要进行实质性的资产重组，通过重组来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根据产业升级和全球市场的竞争需要，“所以，我们要放弃普通的双层制造的低端竞争，转向高端的邮轮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三是要强化创新驱动，引入容错机制。要推动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战略模式创新等方面的探索，推动“产业+互联网”、“产业+科技”，打造制造业生态圈。
四是要突出人才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人才方面的积极作用。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委员们纷纷表示，坚持科技创新引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表示，港珠澳大桥的建成表明中国特大工程能力、技术装备能力以及跨境工程组织管理能力和机制等多个领域取得全面成功。“最终，我们形成了超长跨海大桥的63项技术标准，包括600多项专利、100多套专利装备。为我国交通建筑行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打下科技能力基础。希望未来科技创新能够更多地与产业结合，激发发展的新动能。”
金融如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部门的天职和本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核心使命。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不断提升中国金融业核心竞争力，以便更好更长远地服务实体经济，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高质量发展需要一套全新的指标体系、核算体系和绩效评价体系。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来说，也需要一个更加科学、清晰的指挥棒。例如，如何根据五大新发展理念，结合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的方向来编制创新发展账户、居民福利账户、环境核算账户以及经过系统性风险调整的金融增加值核算方法等。”陈雨露认为。
高效而始终不渝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才是高质量的金融。为此，必须纠正当下金融“脱实向虚”的跑偏行为。
“金融乱象和‘脱实向虚’的问题对经济有害，必须严加治理。从保险业讲，要引导资金‘脱虚向实’，一是在产品设计方面要提高保障水平；二是在产品创新方面要提高实体经济的保障能力；三是保险产品在收费、定价等方面要更贴近实体经济的需求。把物美价廉、保障充分的保险产品提供给实体经济的投保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认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董事长解学智表示，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振兴实体经济，金融需要支持农业。农业是中国经济的最大短板，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必须坚持服务“三农”的根本宗旨，为涉农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发行金融债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三农”领域和实体经济。坚持优惠支农、让利于农。
那么，如何平衡防控金融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关系，我们说防范金融风险，并不是放弃或放松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认为，防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发展的两方面，要把握好这一关系的度。
“只有把防范金融风险这件事做好了，金融机构才能更加聚焦、聚力支持实体经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认为。
“防范金融风险和发展实体经济，两个工作做好的话，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胡晓炼表示，社会需要充分认识到，现在加强金融监管非常必要。把金融风险防控住了，金融监管加强了，金融才能够对实体经济更好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如何为实体经济减负
推进高质量发展，如何为实体经济减税降费也备受关注。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大力推动企业减税降费。比如，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全面清理企业收费等。然而，有部分企业仍反映税负较重。
“造成此类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税收构成以间接税为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蒋洪峰认为，间接税以票控税，产品相关成本凭借合法票据进行抵扣。然而，当下许多新型行业的成本已从物品变成人力，人力成本往往没有票据可以抵扣，这就给个人和企业造成了沉重负担。
蒋洪峰建议，对人力成本占比大却无法抵扣的企业，可以考虑用企业代扣代缴的个税作为抵扣基础，给予一定的扣除比例；还可以推出企业工资、社保成本等占总成本比例累进增值税抵扣政策，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此外，还可以考虑将小规模纳税人税收起征点再适当提高，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进一步促进税负公平。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杨德才表示，要继续做好清费降费税改和减税的工作，给企业减负，同时要严格按照已制定的清单管理。
3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王陆进在列席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会时，对委员们提出的问题做了回答。他表示，减税降费方面的措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已提及，关键是如何让这些措施落实，并且在落实中把政策细化。“更重要的是，政策出来后，如何方便及时地让大家享受到位，我们也会在制定具体征管措施方面广泛听取意见。在落实过程中也欢迎大家监督。”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刘宇南在列席会议时表示，发改委将以市场主体的期待和诉求为导向，以简政减税降负为重点，优化营商环境。大幅度精简企业开办、纳税、施工等事项审批，进一步清理、取消经营服务性收费和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