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需要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整体上维护金融稳定。因而，宏观审慎政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在近期举办的2017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来自国内外及市场领域的专家就“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调控”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金融创新、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和强化的银行监管，非银行金融部门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得到快速发展，并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2009年以后，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非银行金融部门的崛起。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表示，非银行金融部门作为银行传统存贷款业务之外的金融机构、市场和业务，主要包括非银行金融中介、非金融债券市场和银行部门内部的同业、市场交易业务等。非银行金融部门的崛起是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也对我国货币政策以及分业监管的金融架构提出了挑战，因此，继续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改善货币政策操作是题中应有之义。
2015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资本流出。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表示，国内的资本看似在流出，实际上主要根源在于过去过度的资本流入，造成中国的外汇储备与货币供应急增。因此，有必要对2008年以后跨境资本管理政策尤其是流入端的政策进行重新评估。
丁志杰表示，目前人民币基本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对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又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国际的接受程度。所以，丁志杰建议，从宏观审慎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将非居民的资本流入管理纳入到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框架内来进行考虑。
丁志杰还表示，中国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践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一定程度的资本项目管制是合理的，而且也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应在扩大外汇供给能力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货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性；第三，国际社会应尊重发展中国家根据其国情选择有序适度开放资本项目，而不是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标准；第四，为了兼顾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制定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开放国际规则是必要的，构建一个基于有管理、可兑换的资本项目开放的框架，对此发展中国家理应具有主导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削减短期利率，扩张资产负债表，收购了主权债、机构债等，从而进一步压低长期利率。自2015年开始，美联储逐步进入加息通道，货币政策逐渐回归正常化。
一般而言，与之相随的是资产负债表的正常化。不过，纽联储高级副总裁约翰·克拉克表示，美联储最开始在扩大资产负债表的同时就已经在考虑何时进行资产负债表的正常化。正常化的进程，首先是加息；其次是再去调表。调表取决于经济前景展望，同时也要考虑货币政策是否有足够的宽松度。
近几年，我国股市、汇市、债市均出现风险波动事件。对于如何稳定市场、降低市场波动和投机行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熊伟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理论上来说，市场多数时候基于基本面波动，而中国市场是一个年轻的市场，其流动性因素甚至市场情绪有时波动比较大，这时需要政策干预，也能帮助保护投资人。
“但是当政策干预到达一定程度，又会导致一个问题——似乎在市场定价体系里，基本面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小，反而政策的因素会越来越大。这时市场参与者也越来越关注政策面，而不是关注基本面。”熊伟表示，本来应该是鼓励市场对基本面信息的收集，通过市场交易集中这些信息，使得金融市场价格能更有效地反映基本面。但政府的干预也会给市场投资者起到隐性担保人的作用，这样风险会越来越集中，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这需要引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