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引发市场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但幅度相对大多数非美货币还是比较小的。从数据看，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表现出稳定强势货币特征。
易纲表示，近期美元上涨较快，反映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加快、通胀预期上升、美联储加息步伐可能明显加快等美国国内因素。而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波动有所加大，主要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联储加息预期突然增强、英国“脱欧”、埃及镑自由浮动等外部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有些意外，资金回流美国推动美元指数迅速上涨、美国三大股指再创新高，全球货币普遍对美元贬值，有的跌幅还比较大。下一步美元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不排除市场预期修正引发美元回调的可能。
据统计，10月份以来，发达经济体货币中，日元、欧元、瑞郎对美元分别贬值10.5%、5.8%和4.2%；新兴市场货币中，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墨西哥比索对美元分别贬值7.2%、6.5%和6.1%，而人民币对美元只贬值了3.5%，只有美元指数升幅的一半。
由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较小，10月份以来，人民币相对一些主要货币是显著升值的。例如，在SDR构成货币中，人民币对日元升值7.5%、对欧元升值2.5%、对英镑升值0.5%；在亚洲新兴市场货币中，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新加坡元分别升值4.1%、3.3%和1.2%。
易纲还指出，从长周期看，人民币也表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过去5年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参考BIS货币篮子和SDR货币篮子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以及对美元汇率分别升值10.9%、11%、4.4%和8.8%，过去10年分别升值28.3%、33.4%、28.4%和11.9%。
至于如何看待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的同时对其他主要货币升值，易纲强调，观察人民币汇率要采用一篮子货币视角。影响一国汇率水平的因素有很多，与政治形势、经济走势、股市债市波动和市场预期变化等都有关系。由于国与国之间经济结构迥异、经济周期和利率政策取向不同步，比如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而美国经济正强劲复苏，货币政策已出现收紧趋势，相应的汇率走势也难以趋同，盯住单一货币会积累超调的风险，后续的修正可能引起比较大的震动。而且，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参考一篮子货币与盯住单一货币相比，更能反映一国商品和服务的综合竞争力，也更能发挥汇率调节进出口、投资及国际收支的作用。
有鉴于此，2003年以来，我国一直强调人民币汇率应该参考一篮子货币。2005年的汇改，2010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缓和后继续推进汇改，2015年8月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2015年11月推出三大人民币汇率指数，都是按照既定的思路步步推进，使参考一篮子货币更加透明、规则和可预期。
易纲强调，今年年中在英国“脱欧”、全球主要货币大幅震荡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表现出平稳走势，正是“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汇率形成机制顺利运转、取得成效的体现，未来人民币汇率完全有条件继续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200多个经济体都是中国直接或间接贸易伙伴，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能够全面反映贸易品的国际比价。而中美贸易规模只占中国外贸规模的14%，况且中美的经济周期也不一样，改回去单一盯住美元会使人民币汇率陷入僵化和超调的困境，并不可持续。
对于外汇储备，易纲表示，尽管近期中国外汇储备有所下降，但仍高居全球首位，是十分充足的。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接近全球的30%，分别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和第三位的沙特阿拉伯的2.6倍和5.7倍。
从全球来看，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过去的教科书认为外汇储备规模应至少满足3个月进口所需，国际金融危机后有些调整，有观点认为应该至少满足6个月进口所需，还要考虑外债、外商投资企业分红和企业、居民外币资产配置等需要。易纲表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非常充裕的，覆盖全部外债和6个月进口后还有充足的余量，况且近年来还有每年大约5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和12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金融媒介满足全社会的用汇需求。
易纲指出，中国早在1996年就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服务贸易、海外留学、出境旅游等用汇需求早已按需满足。中国是开放经济体，资本有进有出是正常的，尽管近期对外直接投资（ODI）比外商直接投资（FDI）要多一些，但观察ODI的结构看，大多数投向海外高新技术企业股权、用于打开拉美市场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经济主体出于经济下行、营商环境等因素的担忧，表现出较强的向外寻求安全资产的倾向。
“但谁也无法忽视中国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回升、体制机制改革和营商环境的改善，出去的资本还是会回来的。从过去20多年经历的几个经济周期看，我对此有充分的信心。”易纲说。
